拥有稳健坚实的实体经济，是我国具有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2020年10月26-29日，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十四五”时期我国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做出了重要部署：“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这是党中央立足全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意义深远而重大。

作为中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后的第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传递出的信息量值得深入回味。新时期，为何把实体经济摆在了如此重要的位置？

其实早在“十三五”时期，中央围绕实体经济发展就作了多次重要部署，无论是强调“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还是提出“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底层逻辑均没有脱离开“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我国是靠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的，注定也要依靠实体经济走向新的未来。

《中外管理》采访的众多一线投资者，产业专家，都表达了近乎一致的看法：“十四五”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大力发展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有助于我国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掌握发展主动权，塑造国际竞争优势。其中，数字化是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助推力；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产业变革的新方向。

在“十四五”新一轮造富浪潮下，如何抓住实体经济可能造就的机会点，前瞻性地展开布局？

1、“十四五”，从更宏大历史维度审视实体制造业

当前，我国正处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即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现代化建设两段征程的历史交汇点，这意味着，“十四五”规划天然就带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使命。

在这一关键节点，国家为何重点围绕实体经济做规划部署？

达泰资本创始管理合伙人叶卫刚分析认为：国家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把实体经济摆在一个战略性高度，是看到了西方国家过去10-20年间走过的“脱实向虚”的弯路。

“以美国为例，过去4年，美国经济为什么被特朗普折腾得这么厉害？主要因为美国‘脱实向虚’太严重了。过去20年间，美国基本上把大量实体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外包出去了，这导致美国经济的‘空心化’，制造业和农业都不景气、失业率大增，至少一半民众的获得感不足，政局也不稳定。除了美国，英、德、法等西欧国家也有类似问题。”

事实上，中国也同样走过一段“脱实向虚”的弯路。过去5-10年间，大量热钱涌向“模式创新”，电商、互联网、网红经济等大行其道。但客观评判，虚拟经济对于中国总体实力的提升，并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

对此，创客共赢基金创始合伙人李建军表示认同。

他告诉《中外管理》：近几年实体经济的受重视程度，确实不如虚拟经济。所以，“十四五”时期，中央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做调整规划是必然的。近期四大金融监管部门约谈蚂蚁金服就可以看出，国家加大对金融反垄断的监管，就是一次对虚拟经济重新定义的过程。

“经过这次疫情，以及美国对华贸易制裁后会发现，是实体经济在支撑国家的发展，实体经济才是社会财富和综合国力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制造业，对稳定就业、改善民生，以及维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而且，当一国外部受到冲击时，国内实体经济稳定就会很安全。”李建军分析：“但过度倾向虚拟经济，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过度使用金融工具创新、信用评级，容易让企业钻货币政策监管放松的空子，将引发极高的风险。”

“总之，我们要把实体经济发展放在更宏大的历史维度上去把握。”赛迪智库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如是总结道。

他认为：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的演变，各国围绕实体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加快推进再工业化、新兴国家加速快工业化，我国产业体系面临着两端挤压的挑战。而制造业，是大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争夺产业链价值链控制力和话语权的角力场；发展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则有助于我国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

2、与数、智、信息科技深度融合的“新实体经济”

在十九大报告相关论述中，并非笼而统之地强调实体经济的极端重要性，而是进一步揭示了未来5年，我们将要发展一种什么样的实体经济？

譬如在解读何谓“制造强国”时，报告就指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相融合。”由此可见，我们所期许的，“能够承载经济着力点”的实体经济，是一种将数智信息科技和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新实体经济”。

李建军分析：“十四五”期间，实体经济在和新技术结合的过程中，将碰撞出很多火花。比如工业互联网对传统实业的改造，带来的影响就是巨大的，势必会淘汰一批落后产能，但那些与工业自动化、工业互联网深入结合的产能，将会被重点挖掘。包括整个工业企业的SaaS系统、数据上云……而且，这些都是能够从底层提升工业化效率的经济形态，对于投资、创业都是利好。

实体经济的数字化，对人才的需求同样是巨大的。

“以前只需要生产线‘基础工人’，未来需要的则是‘数字化工人’。这些高级蓝领，不仅要对工业互联网有一定的理解认知，还要熟练掌握物联网、传感器等相关新技术应用……由此，不管是整个市场的需求，还是对人才的更新换代，‘新’实体经济都蕴含着丰富的创富机会。”李建军举例。

叶卫刚表示：无论下一任美国总统是谁，从高科技方面遏制中国的发展，都是不变的，所以，中国未来的发展，高科技环节必须实现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另外，供应链环节也是一样，低端产能都转移出去无所谓，但制造业核心环节要留在中国。所以，对于那些依赖进口的高端制造业而言，亟需尽快找到自主可控的国产替代途径。

“以上是国家早在两三年前就看得很清楚的趋势，这次借‘十四五’规划又强调了一下，也透露出很多政策红利。尤其对达泰这种从创立第一天就以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基金，更是利好。因为我们投资的企业，本身就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投资企业的合作伙伴也大多来自实体经济。”叶卫刚说：“但对于习惯靠虚拟经济赚快钱的基金而言，将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

对于每一次的政策风向标，投资人的反应都是迅速的。早在一年前，资本市场很多从来不做硬科技、不投实体的基金，就开始转变赛道，从模式创新向硬科技方向转型。但正如叶卫刚所言，这类基金因为缺少产业积累，也没有投资硬科技项目的经验，未来的转型之路，势必漫长而艰难。

叶卫刚提醒，未来几年二级市场和to IPO阶段的硬科技投资，像芯片、生物医药的泡沫应该会很大。“因为有人还想着像10年前追逐风口上的‘猪’那样——先把钱赚过来，再找一些相对成熟的to IPO项目投资……但股权投资领域，‘赚快钱’的思路本身就是歪的。”

3、未来5年，数字化转型将成企业战略的必选题

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总体规模从“十三五”初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35.8万亿元，占GDP比重36.2%，对GDP的贡献率为67.7%。而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我国电子商务和移动支付交易额均居世界首位，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催生出大量新业态新模式。

另外，在网络建设方面，“十三五”以来，我国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信息通信网络，4G基站占全球4G基站一半以上，5G商用迈出坚实步伐，已累计开通5G基站69万个，连接用户数超过1.6亿。数字化将促实体经济更好发展。

由此可见，从“十二五”到“十三五”，从信息化到网络经济，经过这十年的发展，我国数字化快速发展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

展望“十四五”，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又是什么？

富国富民（北京）资本董事长王世渝向《中外管理》谈道：“十四五”规划所讲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基于5G时代后数字技术更加复杂，取得了更大进步，加上5G大带宽、大容量、低延时的特征，给原来数字化技术带来了巨大空间，进而创造出的更多企业数字化转型机会……更重要的是，这种数字化转型机会，不仅是传统企业的，也是互联网企业的。”

“比如目前大量门户网站，就需要通过对复杂数字技术的应用，比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AI等，从普通互联网公司，向更高效、更高科技含量的数字化公司转型。”王世渝解释：“所以，2020年作为‘十四五’的规划之年，数字化转型不再是战略选择题，而将成为企业战略的必选题，这点对所有企业适用。未来5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快与慢，成与败，关乎的不仅仅是增长速率的问题，还决定着能否生存下去。”

叶卫刚补充：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前，首先要把竞争环境搞得公平一点。不管是阿里巴巴，还是蚂蚁金服，互联网公司该交的税也得交，只有让互联网企业交的税跟实体商场一样了，整个产业体系数字化才能实现。“过去几年，电商企业基本不交税，而实体经济企业，房租高、税收高，员工成本也高，政策一直在向虚拟经济倾斜，两者面临着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4、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补足短板、锻造长版

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的部署中，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摆在了重要位置。

回顾“十三五”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其中，2019年，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11.5%，比2014年提高3.9个百分点，已成为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

李建军表示，“十四五”时期，国家会大力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寻找机会：

一方面，重点布局包括芯片、集成电路等面临“卡脖子”问题的关键领域；另一方面，重点聚焦新兴信息产业、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业等代表产业链升级大方向的重点领域。具体如下：

一是新材料。包括特种功能材料和高性能复合材料，这是两个重要方向。因为新材料的应用，会对相关产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甚至带来颠覆性影响。比如新材料在电池里的应用，新材料在手机上的应用，新材料在服装上的应用等。中国像石墨烯、超导等重要新材料研发尚处于实验室阶段。在很多新兴产业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别并不是没有，而是尚未形成产业化。

二是新能源。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尤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中国在汽车工业方面已经落后国外很多代，好不容易在新能源汽车上有了一次弯道超车的机会，国家一定会不惜余力地大力推广。毕竟在新能源技术上，中国不比国外差。

三是新兴信息产业。包括高性能的集成电路和高端软件。比如手机里最常用的 CAD软件，中国仅限于芯片设计环节，缺少类似CAD这样底层的东西，这意味着，所有高端软件中国大多无法自己生产。所以，解决这方面应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必将是未来一个大方向。

四是高端制造。重点是航空航天、海洋工程设备和高端智能装备。这些也是我国相对“卡脖子”的领域，但前景也是非常好的。

叶卫刚提醒，解决技术“卡脖子”问题时，不能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即不能从以前那种完全市场化的做法，一下子回到计划经济那种以“举国体制”来抵制“卡脖子”问题。

“因为，中国能被‘卡脖子’的环节太多了，上上下下能找出几千个点来，这是整个工业基础的问题，与其把钱集中起来给几个效率低的巨无霸企业，不如把钱分散，通过市场化投资机构的力量，去扶持大量创新型企业，让一个个小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也就是，要靠市场的手段去培育一个生态系统。”

（原创 史亚娟 中外管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