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日益频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对双方经济贸易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数字技术赋能贸易，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直播、3D、区块链等重构了外贸企业所处的产业链和价值链，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线上采购等引致外贸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数字化转型推动外贸企业提质升级，促进国际贸易走向高质量发展，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增添了新动能。

数字经济在引领全球贸易未来发展的同时，也成为全球竞争的新领域及制高点，是带动中国对外贸易增长的核心动力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力量。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济学院李晓钟教授所著的《数字经济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一书，近日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围绕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利益的机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及贸易潜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数字经济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影响、推进机制与实现路径等主题，通过全新的理论探讨、实证检验与案例剖析，得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结论，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思路，既有理论前瞻性，又具有实践可行性。同时，在以下五个方面作出创新：

一是构建了数字经济发展中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利益的理论框架。《数字经济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一书，率先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中影响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利益或经济主体获得较多比较利益的关键因素，提出了比较优势的利用、创造和提升是影响“转化”的基础因素，交易效率是影响“转化”的市场交易因素，持续的制度创新是影响“转化”的动力因素，并且从研发设计、生产过程、管理过程、营销模式和营销渠道等探究数字经济对比较优势转化为比较利益的影响，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为数字经济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促进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二是全面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效率与贸易潜力提升问题。作者利用计量模型，深入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部贸易产品、装备制造产品、农产品的出口贸易效率、贸易潜力及相关影响因素，估算并比较了各个国家各类产品的贸易效率与可拓展的贸易潜力，并对相关因素，如信息化发展程度、双边关系、基础设施水平、通关情况以及经济自由度等对释放出口贸易潜力、提升贸易效率的影响，揭示了信息化发展程度对释放出口贸易潜力存在滞后效应的特征。

三是系统研究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通过计量模型的分析，作者以整体、区域和产品结构为划分，分别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结果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收入国家的不同贸易结构影响效应不同，存在着“创造”和“替代”双重效应，揭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因国家收入水平不同、贸易结构不同而异的特征，并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创造效应。

四是以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影响。作者在分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与特点的基础上，利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从整体、区域和时间维度上分析互联网的发展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并以跨境网络零售出口额位列全国前茅的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剖析了浙江跨境电商发展现状及特点、跨境电商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引擎作用以及浙江跨境电商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与此同时，作者也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为更好地利用互联网、跨境电商等方式，提升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竞争力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

五是深入探讨数字经济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实现路径与政策建议。作者从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贸易便利度、提高产品竞争力、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拓展贸易内容、引领数字贸易发展等角度，分析了数字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驱动机制；从引导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合作和“走出去”、培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互联网+”应用平台、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数字经济+”服务产业等方面，探讨数字经济下加快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现实路径，并从学理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扩大数字经济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的有利影响提供决策依据。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曾指出：“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数字经济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内容丰富、逻辑严密、资料翔实、见解独到，是作者在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融合产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补充。书中提出的许多观点，不仅丰富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发展理论，也为我国对外开放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决策借鉴。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